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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宰相今何在 三亚崖州有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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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0 10:27:00 三亚日报

唐宋宰相今何在 三亚崖州有遗珠

12月8日,三亚日报历史文化采风团参观卢多逊纪念馆。记者孙清摄

卢多逊雕像

1237年前,唐代宰相杨炎被贬为崖州司马(官名),还没到崖州,就被赐死,留下了绝望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因为是“鬼门关”,海南成了古代官员流贬之地,唐宋时期更是达到鼎盛。12月8日,三亚日报历史文化采风团走进崖州区,探寻唐宋时期多位宰相流贬三亚的遗迹,揭开千百年前发生在三亚的“宰相故事”。

唐宋有6位宰相被贬三亚

在古代,海南被称为“蛮荒之地”。从隋炀帝开始,海南就成为流贬地,到了唐宋达到鼎盛。而三亚更是处于蛮荒之地的南端。宰相位极人臣,从高位被贬,可以说从天上跌到了地下。

那么,唐宋两朝被贬三亚的宰相到底有多少位?翻阅《三亚史》得知,唐代至少有14位宰相先后流贬海南,其中到三亚地区的有韩媛(657年被贬)、李昭德(689年被贬)、崔元综(693年被贬)3位;宋代有卢多逊(982年被流放)、丁谓(1023年被贬)、赵鼎(1142年被贬)、韩侂胄(1207年被贬)4位宰相流贬至三亚。

三亚历史文化专家何擎国介绍,这些被贬宰相都是有记载,明确到过三亚的。唐代宰相韦执谊、李德裕也分别被贬崖州,但是彼时的崖州是不是就是现今的三亚,这两位宰相是否到过三亚,何擎国说“存在争议”。

如此,除却李昭德被贬时并非宰相,韦执谊、李德裕不明确到过三亚,唐宋时期共有6位宰相被贬三亚。

卢多逊被贬三亚留下著名诗篇

从三亚市区驱车约45公里来到崖州区,何擎国带领三亚日报历史文化采风团来到水南村委会附近的卢多逊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得到三亚市相关部门支持,由当时崖城镇政府、水南村依靠村民,尤其是联合卢多逊后人在卢多逊故居遗址上所建,2007年落成。

作为北宋开国宰相,卢多逊先后辅佐了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然而就在982年,卢多逊因遭政敌赵普陷害,被削爵举家投荒崖州。诏令中甚至明确,马上遣送到贬地,即使途中遇到天下大赦,也不能酌情调迁近处。

从宰相到贬官,任谁都会绝望至极。然而,卢多逊到水南村后,淡忘荣辱,一家融入崖州,更把自己的真情融入崖州山水之间,还为崖州写下了两首著名的赞美诗《水南村》。三亚日报历史文化采风团在卢多逊纪念馆看到两首镌刻在墙的诗。其中“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等诗句流露出他对崖州的赞美和乐观豁达之情。

3年后,卢多逊因病离世,终年52岁,归葬襄阳。卢多逊三子卢察生于水南村并于景德年间考中进士,其孙又玄落籍水南村,并传下一支琼崖血脉繁衍至今。据卢多逊第三十三代孙卢成昊介绍,卢多逊被奉为卢氏迁崖始祖,其后裔分布在三亚、陵水、万宁、琼海等市县共计2万余人,其中水南村卢姓后人有500多人。

赵鼎为保一家在三亚绝食而亡

南宋宰相赵鼎是被贬三亚官员中影响最大的朝臣之一。

1140年,赵鼎因主张抗金,不合宋高宗意,秦桧记恨,被贬清远,安置潮州。两年后,又被安置到吉阳军(今三亚崖州),住水南村裴家宅中。

虽然被贬“天涯海角”,但赵鼎还是遭到了政敌步步紧逼。为了免祸及一家,1147年,赵鼎绝食而死,写下了“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的墓志铭,留下了“属其子乞归葬”的遗言,史称“天下闻而悲之”。

三亚日报历史文化采风团来到裴家宅,看到残存的部分屋顶和一面旧墙。残存的建筑本来是要拆掉的,后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专家来此考察,极力主张保护。何擎国说,“当时他们说,哪怕是破碎残存,也是历史,要将这些残存的历史给好好保护起来。”于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对遗迹进行设计,将其保护起来。

赵鼎死后不久,1148年,宋代名臣胡铨因反对议和,也被贬三亚,同样住在裴家宅,而且一住就是8年。秦桧死后,胡铨得以调至衡州,临走前将裴家宅改名“盛德堂”。

如今,新建的“盛德堂”内还专门立了赵公祠、胡公祠纪念赵鼎、胡铨。

流贬文化推动海南文化发展

据史料记载,仅唐朝流贬海南的官员就超过70名,且多为宗室高官,宰相更是多达十余人,形成了流贬文化、贬谪文化或贬官文化。可以说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焕然的过渡阶段,而唐宋贬官是海南文化的播种者和培育者。

何擎国认为,这些贬官贬谪期间,能抒发自己的心境情怀,描绘秀美的自然风光,赞叹当地的风土人情,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为海南留下一笔极富价值的史料和文学精品,成为海南文化的珍贵遗产,滋润和影响了海南历史文化和人才的成长,对传播中原优秀文化,发展海南文化,促进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毫无疑问,贬谪文化是一份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海南作家协会理事、著名诗人衣米一认为,这些因各种原因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贤相名臣,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明带进海南岛,以他们的才情学识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了海南岛的千年变迁史和发展史,教育、礼仪、建筑、经济、文化等均留下来他们浓墨重彩的印记。“他们的个人悲剧却成全了海南岛进步的幸运。他们被朝庭抛弃,却深得贬地百姓的喜爱和尊敬。他们的后代仍然以他们为傲,以先祖的品格和人格来鞭策自己的行为道德,这种复杂和反差,这种悲欣交集所蕴含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非常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和反思的。”

记者陈吉楚孙梦聪洪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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