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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时代,是怎样一个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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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时代,是怎样一个崖州?

在卫星地图上追溯的南宋吉阳军城。红字为南宋,黑字为当代。

崖州民间传统的纺织机(乐东县白沙河谷文化园藏品)

追溯宋元的崖城平原。黑体字为宋元,仿宋字为当代,淡黄虚线是古岸线。

  黄道婆于13世纪下半期居住崖城即今三亚崖州区古城,时称吉阳军,元贞年间(1295-1297年)坐船回故乡。当时的环境如何?对其棉纺技术来源的探讨具备着什么重要意义?

  然而,学界对吉阳军的了解,至今仍很薄弱。

  笔者考据史料提出:13世纪的吉阳军城,有一波空前而又未被正面记载的发展,可能存在隐蔽的规模性对外贸易,有不少番人定居。当时的崖城平原社会,存在特殊力量平衡下的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汉黎番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多元文化共存活跃。

  由此推测:王道婆居崖所得先进技术,除了黎族等本土营养及个人刻苦钻研提高之外,不排除含有番人元素,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产品。

  五十年间 三大建设

  宋代吉阳军状况,过去主要依据下面史料。

  南宋《方舆胜览》:“吉阳地狭民稀。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这可与北宋贬官丁谓、南宋州官周其记述相印证。“民稀”意思明确,“地狭”则为民人活动地域狭小,军城小平原以外的广阔山野,均属“黎獠”。《诸蕃志》载吉阳军民人“耕种不耘不粪,樵牧渔猎,与黎獠错杂”,“男子不喜营运,家无宿储”,“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时有侵扰之害”。可见是荒远之区,一直发展缓慢。

  但是,从12世纪末即黄道婆赴崖前的50余年开始,吉阳军城却接连出现规模空前的三宗大建设――

  第一,首筑土城:“庆元戊午(1198年),始筑土城”,是“板筑”,即用木板为模,将粘土分层夯实。明人裴崇礼据古碑记述,垛口部分用砖砌:“但以板筑土城,而女墙独用砖耳”。在此之前,军城“仅以木栅备寇”,且已“颓圮经年”(本文所引史料均有出处。限于篇幅及追求文体通俗,多不注)。

  第二,加砌砖城:“绍定癸巳(1233年),乃用砖瓦包砌,周围一里余,计二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开东、西、南门”,城垣走向至今可考。

  第三,开人工河。淳祐五年(1245年)前后,知军毛奎开凿宁远“后河”绕流城北。新河道长约八里,开凿主要是东部三里余的引水段,其余利用天然洼地。后河是海南唯一尚存遗迹的宋代人工河,很了不起。这么大的工程当时是为灌溉、防护,还是兼而有之?现在还不清楚。

  2010年崖城发掘出宋代城墙,位置、材质与史载相符;后河虽无人知晓,2013年笔者考据时,遗址主体仍清晰可辨。三大工程是确凿的。

  荒辟小邑 怎修大城?

  三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据筑城前不久的州官周其家书,吉阳军“境内止三百八户”,军城仅“散处数十家”茅草房,靠本土资源根本不能负担。

  有统计,宋之前华夏砖石砌城仅31座,占所知城池4%左右。到宋,有据可查的城池为383座,其中砖石城为84座,占18%。两宋地方州军财力艰窘,许多官员反对筑城。

  明初之前,海南即使州县官署也常限于茅草房。筑城所费民力之巨,异常突出,何况吉阳这样与抗金、抗蒙毫无关系的最弱下等州军。

  海南琼管,即后来的府城,宋初有城:“开宝五年(972年)始徙今治,筑城凡三里,即汉玳瑁地”。

  古儋州,即宋昌化军,汉代曾筑城,但“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按一步二尺折算,每边仅长十三四丈,只是个略大的军堡,工程量不大。自从州治搬到今中和镇扩大以后,就只有“周匝皆植刺竹……以此御侮”。儋州城是明初才筑的。

  万安军,筑城于宋绍定(1228-1233年),比吉阳土城晚了35年。“广袤不及一百丈,南开一门,中容公廨。土军民庐数十家。历久倾圮。元时,有令禁修。”

  宋代海南四州军,筑城最早是琼管,其次吉阳军,第三万安军,昌化军没有。

  万安军城“广袤不及一百丈”即每边最多只有25丈,折算城内面积仅10亩略多。而吉阳军砖城,以周长算其占地约有50来亩,是万城的五倍,城内光是官署区就接近10亩,等于万城。

  城的质量也很好。万城不过数十年就“历久倾圮”了,所以提到元时禁修。但崖城并未倾圮,百年后的元统元年(1333年)再建谯楼在上面,到明初重修时,距绍定包砖已是140多年了。

  虽然万州年降水量倍于崖城,但城墙是单面还是双面包砖,差别巨大,宋代很多砖城也只是向外迎敌一面的城墙包砖,内面依然是板筑。这样自然不耐豪雨。万城或许就是,而崖城却是顶级配置,双面包砖。

  四州军中,吉阳军最远僻、户最少、最贫穷,但是吉阳军城无论筑城时间、体量、质量,都明显排在全岛第二,出现远超万安军的大城、好城。

  这种反差,背景耐人寻味,原因何在?

  南宋海运大盛,吉阳军是中土最前沿港,曾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闷声兴旺 或因走私

  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天涯一隅的崖城小平原,恐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取得大的突破。能突破的,应该是海运贸易。

  儋州虽是老资格,民数多,但不在海路主线。南宋“一片万钱”的极品沉香,最佳产地是万安军,万城却远逊吉阳,必有缘故。那么,吉阳军海运如何?

  《诸蕃志》描述万安军“居多茅竹,瓦屋绝少”,“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吉阳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商贸气息相对浓厚,不过未见大盛的记载。

  吉阳军之建土城砖城,前后历数十年,其与海运之兴很可能互为表里。此时吉阳军东部临川镇(今三亚市区)已不太平,所以笔者推测:可能由商户捐输经费,官府出面,建造砖城。

  宋代琼州,虽然并非对外通商口岸,但也不禁止向未带“禁榷物”及声称因风信不便而来的船舶征税。另外,按规定交趾等国贡船也可以在广南西路沿海登岸贸易,宋代海南属广南西路,处在交趾贡船可贸易的地位。

  南宋外贸,远超北宋,几乎通达整个文明世界,利润丰厚。但是朝廷高度垄断,权贵把持,民间资本没有合法渠道进入,除非走私。吉阳军有一定的外贸活动空间,如能疏通官府,更大的走私贸易是可行的。最有实力的走私团体,无疑是海盗。

  海盗,是吉阳军城无法完全排除的、可能在暗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军城的未记载繁荣,可能包含某种“诡异”。

  历史上的“海盗”“走私”,是重要客观存在。分析宜理性,不带褒贬色彩。

  南宋海盗空前旺盛,应该是受海上贸易激增的刺激,并且开启了直至清康熙中期延绵数百年的海盗活跃期。海盗活动方式复杂,掠人越货不过是谋财的一种方式,商匪一家或充当航运保护伞,是另一种方式,或许更为高效。明末郑芝龙集团,就深谙此道,由此而富可敌国,敢与清廷讨价还价。后来其子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

  宋末著名的海盗集团,“临川巨盗”陈明甫兄弟,正产生于吉阳军东部,老巢就在今三亚鹿回头山脚。

  巨盗记载 深藏密码

  海盗走私占南宋外贸相当份额,其中不少,在形式上是半合法的,与地方官府存在某种默契。海南珍物丰饶,吉阳军地僻民少,且为中土最远一港,这种地位是可圈可点的。

  军城居然受海盗暗中保护?这有点匪夷所思。但从陈明甫史料可以找到不少线索。

  “咸淳间权吉阳军判”邢梦璜的《摩崖碑记》,是对陈明甫近乎唯一的权威史料。文中称陈氏乘双龙头大船,在琼南公开称王八年,拥有强悍武装,“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使“诸司舶务,殆为虚器”,横行闽粤桂三省及印支半岛沿海,每年绑数百人卖于外番,官军无敢领命征讨者。

  此前很久,临川就长期失序,“五六十年奸孽为妖,互相攘寇,自相易置”,官府无法管制。直至咸淳十年(1274年)陈氏才被官军马抚机、云从龙擒杀覆灭,再过五年,宋朝也灭亡了。

  这场战斗“计画凡三载,出师凡七旬,而勋业之盛,自有崖以来,千百年未之有也”,是琼南军事史上空前的恶仗,由此可见陈明甫的实力。

  而吉阳军城,仅有区区“百余户窘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实力如此悬殊,却始终没有陷落――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崖州志》(海南2006年版545页)的《节录摩崖碑记》,该处作“崖以百余户孱民,五六千疲卒,植军其间”,“千”字大错。必须以《正德琼台志》原文为准。

  无所顾忌的陈明甫,一直不吃军城这块嘴边肥肉,什么原因?

  《碑记》载陈明甫得势后,在今称天涯海角处开辟养殖场,专门养殖玳瑁。玳瑁珍贵,售于远方市场,而且短期不能见效。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亡命之徒,具备足够自信心和商业头脑。既然如此,维持军城的官方身份不杀鸡取卵,控制作走私或坐收保护费,符合他的最大利益。

  《碑记》又载,陈明甫大败后远匿占城和交趾,被官军两次派人追蹑驱逐。试想若他一味行凶,必犯众怒,势穷怎敢过去?但如果是长期的“贸易伙伴”,去避难就很正常。后来官军虽追至番国,那边也无人协助捉拿。

  所以,陈明甫不破军城,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有力主证;筑了大城却没有经济发达的记载,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无字旁证――海盗走私基地一旦进入选项,史料中这两个巨大矛盾,都得到合理解释了。

  虽是“巨盗”,记述却依然宝贵。要知道,这是宋代琼南唯一详尽事件的史料!

  陈明甫称王之后,可能迫于蒙元的巨大军事压力,朝廷对他依然容忍。真正的导火索是咸淳“六年春,会琼黎犯边,逼近(琼管)城堞,居民惶惶”,全岛面临崩盘,才不得不派大兵镇压。数十余战都是“平黎”,后来移师剿灭陈氏,只是副产品。

  《碑记》是官方喉舌,必然妖魔化陈氏而不涉及隐蔽复杂的关系。不久改朝换代重新洗牌,旧的利益链条碎断,秘密就永远埋藏。

  我们判读史料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此推知:南宋最后几十年,尽管巨寇在侧,吉阳军城一带依然是特殊平衡下的安宁,内外商贸活跃。

  黄道婆的居崖年代,完全囊括了陈明甫的活跃年代。研究陈明甫,就是间接研究黄道婆。

  崖城平原 番人活跃

  吉阳军贸易,无论是否走私都少不了番商。宋元番坊港与番人,在史料中有诸多直接、间接记载。

  南宋吉阳军城附近,有三个海港,即宁远河北岸的新地港,位于现在迎旺塔西南不远;南岸的大港、番坊港,位于现在水南村中坊村一带,位置都不是今人所熟知之处。这是第一代大、番坊港,从十一、十二世纪的南宋,一直运作到十六世纪中期,前后五百年。相关考据,此处从略。

  《正德琼台志》载:客语(即后来的海南话)人群“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里”,这既反映了宋元三港方位,也应该是海南话人群在琼南的最早群落,与港口关系密切。而且“客居”二字,定义了这批人的身份,即并无本土户籍,不在380主户的统计数中。

  宋代贸易繁盛的城市,客户数往往多于主户数。如广州主户六万四千余,客户七万八千余;南宋淳熙间再查,主户八万二千余,客户十万零五千余。光是常住番人,就有“万家”之多。

  这为我们考察吉阳军经济活动及人文状况,打开一个不小的空间,也就明白区区三百余户齐民,因何拥有三个港口。

  至于番人,相关记载有“佛堂寺,在州南三里番村。堂制、礼念与礼拜寺同”。“州南三里”应是“西南三里”,是第一代番坊港位置,可知源自宋代旧志。又载“礼拜寺”是“州东一百里番人村”(今三亚羊栏地区)的伊斯兰教寺庙,定义了番村佛堂寺的宗教性质。

  番坊、大两港,宋元间联袂出现于“州西南三里”即今日中坊村一带。现存史料已没有正面记载,但将辗转留存的旧志信息归类撮抄,露出不少尾巴。

  海南方志载番人入琼于“宋元间”,第一代大、番坊港之兴旺大略同时。今三亚市域最西缘海边,有市级文保单位“八人轿坡伊斯兰教徒古墓场遗址”,官方认定年代为“唐宋”。

  笔者考据,吉阳军第一代番坊之南迁,比大港南迁至少早半个世纪以上;而第二代番坊之迁离约在清中期,更比大早。这或许反映出番坊的船较大,吃水深,所以对河道淤塞敏感,其航海性质凸显;船则无所谓,说明其船较小,浅海内河打鱼居多。

  史料载海南“番人”主要来自占城,即今越南南部。由于信仰及语言殊异,在中土眼光看来“番人”都是一路,其实是有区别的。如正德志载“番俗”中,“用大青盘贮饭,以手捻食”之俗,就与南亚风俗甚接近;而番妇“随贫富,用金银铜锡为环,穿其耳孔,下垂至肩”的描述,亦与宋代史料所载“广州(蕃商)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接近。

  推测宋元海南番人以占城为主,也有东南亚他国甚至南亚、西亚的商贾侨民。而番妇风俗之载,显示番人已批量定居。这为更远缘的文化交流推测,打开了空间。学界公认棉花原产印度,而佛教戒杀生忌丝绸(缫丝必先烫杀蚕茧),重用木棉和棉花。但棉花加工不易,探索艰难,亚洲南部,棉纺技术发展是比较早的。

  从明末起,海南各地“番人”便陆续迁徙到羊栏至三亚河口之间定居,不再散处,产业逐步改变,最终成为现代的回族同胞。这是海南移民的一个特例。

  吉阳军城 文化多元

  综上所述,可以描画出宋元吉阳军城比较接近信史的图景:

  除了城厢,赋役单元城东有新兴坊,城西有保平坊,城南有利用坊。番、客户不在齐民户数之列,另有赋役渠道。州西三里便是宁远河河口,北岸是新地港,南岸是如同双子星座般并列的番坊港与大港。三港上游数十里亦通小舟,可以深入黎峒,有些地方“其深莫测,传有龙潜”……

  崖城周边黎汉区界大致千年不变,谁也没有吃掉谁。宋代“距城五七里许”就是黎峒,今天这个距离的马丹、郎吉、沙埋、白河等,依然是黎村。至于军话、客话、迈话乃至后来儋州、临高等方言区的变化,只是汉民系的内部变化而已。

  宋元崖城数平方公里的小平原及周边一带,汉黎番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对外交流活跃、多源文化共存的人类学典型样板,就是黄道婆居崖的史地背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最前沿,番舶入华的第一个避风港和补给站,发生远缘文化的交流传递是很自然的。在这片多元文化土壤中,青年黄道婆饱吸营养。

  尽管汉唐间海南棉织物“广幅布”“吉贝布”就很有名,但技艺未必海南独有,效率也不高。黄道婆带回江南的,必是较唐汉乃至北宋时效率更高的棉纺工具和技术。她最终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固然有融合诸家又刻苦钻研提高的因素,但其源泉或部分源泉,不排除海上商路的“番人”传递。

(三亚日报 何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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